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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2017-04-10
1997年4月11日，王小波四十五岁，死于年华。明天即是他逝世二十周年。他生前以“沉默的大多数”自诩，警惕“喧嚣的话语圈子”。死后，“话语圈子”对他的纪念却沸腾了整整十年，且牵引了穿越二十年的王小波畅销史。
王小波的“身后之名”，是在归类贴标式的接纳、认同明晰的追捧、及其后数不胜数的致敬之作中迎来的——这多少淹没了王小波作品本身的独特与复杂性。
第一个十年里，人们先是惊呼一位过早陨落的天才，又忙不迭地为之附上“崇尚理性”、“自由主义分子”、小鲁迅”等近乎盖棺的封贴。自由主义与文化左翼，都争夺对王小波的诠释权。
第二个十年里，王式幽默早已作为话语套路席卷中文世界，成了段子手的标配。再往后，王小波又成为新一代网友眼中的“金句小王子”与“撩妹高手”。
王小波的接受史是个有趣的文化悖论，它映衬出中国90年代至今“历史的跑道”是如何转轨了。在记忆与遗忘的二十年间，“历史”悄然改写并被我们再度辨识。而在今天，或许是时候应该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了。
逝世后的第二个十年：“王小波式的生活方式”作为“接头暗号”
先从我们最近度过的年月讲起。
在《王小波画传》的前言中，李银河写道：“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，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”。神秘暗号可能的谜底，李银河认为是自由平等的精神、爱智慧、美的创造以及幽默感。相较“王小波门下走狗”的时代（第一个十年里“小波粉”的典型），在第二个十年里，暗号“王小波”的谜底却增添了新的意义。

被认为是书写“新中产”的都市剧《欢乐颂》。
“我最怀念大学到博士期间王小波式的生活，有趣的性爱，有趣的社交……”在2016年的国产热播剧《欢乐颂》中，男女主角围绕王小波展开过一段有趣的对话，展露出当下王小波阅读症候的某个侧面。
风流倜傥的中产帅哥赵医生因“渴望王小波式的有趣”，要求与“没文化”的“富二代”美少女曲筱绡分手。小曲大呼要下载王小波的所有文章补课学习，好以“王小波式的恋爱”再度追回心上人。
“王小波式的恋爱”，某种意义上与王小波作为“撩妹高手”的新形象相关。这又受到李银河的王小波话语权的影响。作为王小波生前的妻子与精神伴侣，这位言论引人注目、活跃在学界和大众之间的社会学家、性学者，始终主导着王小波作品的出版（再版）与宣传动向。其中，书信集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大受追捧，二者的情史备受瞩目，王小波的情书金句广为流传（比如“一想到你，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”，“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，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”）。去世廿年后，王小波荣升了网友的恋爱专家与浪漫导师。

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 李银河 王小波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2月
“性爱”与“趣味”，始终是王小波小说和杂文写作的关键词。他以反讽与荒诞的幽默来处理一个肉体不自由、无趣化倾向蔓延的历史时期，令人吃惊而又痛快淋漓。在新的社会语境下，性爱与趣味的书写颠覆性不再，趋于寻常（冯唐为消除内心肿胀而作的泛滥文字或许便是一例）。此时作为“接头暗号”的王小波，顺势被新一代都市男女归为情趣生活方式的一种。
跨国白领精英安迪评价赵医生的“王小波情结”时，道出了个中关键：“臭文化人眼里的性感需要点儿文化点缀”。安迪所谓的臭文化人，与其说是80、90年代初那种对抗性的知识分子（也是王小波在90年代的媒体形象），不如说是更加典型的新世纪中产阶级：生活闲适、有文艺品味和知识修养。此处被视为文化点缀的，正是王小波其人（作为象征符号的本尊）其文所体现的知识性、趣味性和“特立独行”。
早有批评者指出，李银河所谓的“接头暗号”，更像是一张流行标签，将王小波所主张的特立独行，转化为一种可供模仿的“高雅的精神时尚”，以此来标榜自己文化上的自由与不俗——而这恰恰是王小波所批评的那种媚雅。
有意思的是，《欢乐颂》剧中的90后“中二代”关雎尔，虽与赵医生的音乐品味相仿，却对王小波表现出相对的疏离——非但不觉得作品有趣，反而是看不下去：“sex很多，很晦涩，年代也离我们太远”。

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中被整理出的“王小波式有趣恋爱”语录成为青年时尚
虽是剧情所需，但在新一代的读者之中，此类观感大概不会使人太过意外。在趣味匮乏的时代讲求趣味，王小波使之坐落在革命与后革命的场景之内与连结之间。在他看来，“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，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”；相反，“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，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”。而今天，我们已进入趣味泛滥且公开叫卖的时代——对于趣味化商品的意识形态不但耳熟能详，而且是津津乐道了——被命名的“王小波式的生活方式”正是如此。
王小波在《红拂夜奔》的序中写道：“我以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，正在被超越。”在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，我们或许可以重申他接下来要说的那句：“我正等待着有一天，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，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。”
前十年：作为神话的王小波
事实上，王小波作为中产阶级自我标榜的“接头暗号”，在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消费转型下已开始萌生。如果说近几年的接受史中，大放异彩的是“写情书的王小波”；那么，若将目光拉回到世纪之交，“写杂文的王小波”则要比“写小说的王小波”风头更健。
90年代的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。这是文学开始丧失轰动效应的年代，也是知识分子话语权逐步失落和让位的年代。奇妙的是，正是在这式微转折之下，王小波成了民间洪流所择定的文化英雄。他的杂文，被视为开辟了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；他的小说亦率先流行于文学青年之间，并被《人民日报》冠名以“文坛外高手”。
王小波传记的作者、文学学者房伟考察了王小波去世后十年的形象接受境遇，指出是媒体与知识界共同塑造了王小波三重意义上的神话：文坛受难者神话、知识分子神话与中国文化神话。王小波世纪末的“非正常死亡”，曾引发其亲友、读者与媒体十分悲怆的纪念。但在此后的几年，这种纪念活动变得过于喧嚷嘈杂。文化场域内不同的话语力量，基于各自的立场与误读，改写着王小波的形象；而媒体通过“对抗性想象”制造文学消费热点，也重塑了自身的文化形象和话语权。

《不再沉默：人文学者论王小波》 王毅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年8月
针对世纪之交令人着迷的王小波现象，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文化左翼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解释。1998年，王毅主编的《不再沉默——人文学者论王小波》一书，率先将王小波拉入到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。王毅认为，著名的“沉默的大多数”一说，是王小波面对专制时代的沉默；朱学勤则指出，王小波辞职做“自由撰稿人”，意味着“切断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”。
这种对于权力边界的一派天真的论断，是90年代拥抱自由市场时典型的欣快话语，它同样来自于对王小波杂文的局部阅读（或说整体上的误读）。而就在同册书中，戴锦华已清醒地指出：在逃离经典权力之后，自由人的唯一选择便是步入市场的权力管制。正如本雅明所言，文人像游手好闲者那样在街道上漫步，看似在超然地观望，实则是想找一个“买主”——这一点犹如娼妓。
至于文化研究，往往直接将王小波作为符号与流行的文化现象来对待，以之解构90年代以来“市场经济-自由主义”催生的新意识形态。“王小波热”被认为是顺应了新生的社会结构——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。然而，王小波自身及其作品又难以被这种阐释所吸收。他的部分杂文自身即透露出对于大众文化的警惕与批判，他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也并非全然拥抱。事实上，他的思想来源除了自由主义哲学家罗素，还有大名鼎鼎的左派学者福柯与马尔库塞。他同时坦言，与20世纪60、70年代全球性的理想主义思潮有着无法隔断的精神血缘与情感悖反。

《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：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》 房伟 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7月
文化左翼和自由主义的框架过于模式化，都没能进入王小波的作品本身。在文学学者黄平看来，遮蔽了他作为小说家的身份，就无法解释王小波之所以如此流行的原因。90年代以来，中国的小说市场有三位神话般畅销的作家：路遥、张爱玲、王小波。他们都处在彼时文坛的边缘，单凭作品本身，直截击中了各自读者群的情感痛点：“路遥之于城乡迁徙大潮中的青年，张爱玲之于都市化以来小资-白领的青年，王小波之于渴望寻求“自由”的青年。”黄平认为，面对“文革”的历史，王小波提供了一种真正的“伤痕文学”（有别于那种仅仅“宣布自身是历史的受害者”的作品），通过“历史创伤—反讽—虚无—自由”的叙事，治愈着读者面对当代史的负罪感。
王小波的小说真正处理了文革经验，至于是否属治愈系或仍待议。不过，二十年的接受史当中，代际的差异已显而易见。在世纪之交，青年作者与青年读者共处于后革命时代的情感震荡与记忆梦魇，在追溯与遗忘之间摇摆。至于新一代的青年读者，他们与王小波的“接头暗号”是分明的断裂，以顺应当下情境而不断重建。在王小波的知青小说、历史新编以及反乌托邦故事里，他着魔地凝视并书写着具体的中国历史，乃至游戏于亘古恒今的权力轮盘。他的反乌托邦不仅指向极权专制的过去，同样也指向技术专制的未来。

《王小波研究资料（上下）》 韩袁红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年7月
今天：重读严肃作家王小波
据说，“王小波经历之丰富，只比杰克·伦敦差一点”。回顾王小波二十年接受史，再重绘王小波“涣散得要命”的形象，就要拨开包裹其外的神话、以及前人误导性的定性与论述。
跟王朔一样，王小波是“红旗下的蛋”，但却是另一种大院子弟，来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家庭。同许多生于50年代的中国作家一样，王小波曾是知青、工人。他大学读工科，去美国又念文科。80年代末做起大学讲师。90年代初辞职投身“文人市场”。他在当时几家最时髦的都市报刊（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《南方周末》）做“专栏作家”。据学者房伟考证，说是稿费颇丰，全不像早先报道中穷困潦倒的境遇。他从体制出走，并书写荒谬，也怀念70年代，感慨“天下知青是一家”的情怀。

早期版本的王小波“时代三部曲”
王小波的杂文为大众媒体所钟爱，亦为他赢得“身后之名”。虽有精彩令人拍案之文，但难免立论粗疏或流于常识，因其写稿多少是为稻粱谋。张晓舟说得好，“王小波首先并不是一个什么浪漫骑士、自由思想家，而是一个小说家，一个被想象力的天使和魔鬼轮番折腾的小说家。” 王小波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定位为“严肃文学”，显然是认可这种说法。
在《我为什么要写作》一篇里，王小波自言严肃文学不是为“热门”而创作，因其非但不赚钱，有时反而要倒贴。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说，写严肃小说无异于“驱害避利”的反熵行为。相反，写畅销小说、爱情小诗等热门货，则是熵增的选择。今天的丛林社会将熵增看成金科玉律，我们只看到“水往低处流、苹果往地下掉、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”，却少了“水往山上流、苹果飞上天、兔子吃掉狼”的执拗、怪诞与不合时宜。
相较十周年时，近年的“王小波热”有所退潮。不过，在新的互联网主导的文化工业环境下，“王小波”或可能作为大IP而召唤资本登场。2015年起，王小波的小说《绿毛水怪》、《红拂夜奔》陆续宣布将改编成电影。这或许能掀起新一轮的热卖与阅读，未可知。倘若果真如此，这算是他“反熵”的写作历史中有幸遭逢的“熵增”现象了。或许在今天，我们应该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。（文/董牧孜）